游走与归来：一个大马人眼中的马中关系五十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娄缃旖助理教授

马中建交50年的深厚友谊，正如大马独特的多元文化环境，是由两国人民共同呵护、同心传承的结果。作为一个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的马来西亚籍人类学者，我既是受益者、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推动者。

在中国的社交场景中，马来西亚华人常被问及关于祖籍、母语习得以及对华认知等，这些成为中国友人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经典问题”。华人华侨相关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显著的趋势，即马来西亚华人在描述中国时，出现从“祖国”到“祖籍国”的明显转变。特别是对于在马来西亚出生并成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来说，深受我国教育政策影响，强化对大马国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将自己的身份表达为马来西亚人或马来西亚华人。中国，不再像祖辈那样被视为“祖国”，而是成为祖籍国。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大马华人，我从来华读本科到博士毕业，再到入职厦门大学，在生活日常与社会交往中已经无数次被问及这类经典问题。关于选择来华留学的原因，背后有一段奇妙的缘分。当年做留学地抉择时，在上海和台北之间，是家族渊源促使我选择了上海。家族故事中的祖籍地——上海一直是我心中向往。直至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期间，为完成课堂作业，梳理材料时才发现家族成员对祖籍地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我们的祖籍地其实是在浙江绍兴，而非上海。这段趣事以及我在华留学的文化适应过程，强化了我跨文化的思维方式，也促使我对自我身份认同及与他者关系进行不断思考。多年在华生活，我在中国的主流文化环境中不断适应、调整，最终成功融入。乃至我的中国朋友都说，我的气质像中国南方人、说话口音像中国北方人、思维方式像中国人，完全看不出我是个外国人。“大马人”和“外国人”的身份标签，仅仅是存在于各种行政手续中的“纸面身份”。与此同时，我也会经常面临那些外国人在中国反复被问及的问题，比如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如何保持马来西亚的文化底色与身份认同等。这些问题鞭策与思考，以及长期游走的生活经历，使我反复地在两个国度、两种文化中审视自己的身份，不断校准自己的认同。我是马中两国传统友谊和文化教育交流的受益者。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我自高中毕业后便前往上海交大深造，后在天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再于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我身边也不乏前往马来西亚深造，并成功在马来西亚获得学位并服务于大马的中国籍友人。可见，这种游走使我们变成了马中两国之间的桥梁，使得马中教育文化交流生生不息。此外，近期落实的两国互免旅游签落地、两国双园的稳健发展、经贸合作的源远流长，都为马中人民在个人、企业、社会及国家层面的友好交流提供了许多制度性保障和无限机遇，我们每个人都是马中友谊的亲历者。当今世界是高度流动且深度联结的。越来越多大马人选择游走于马来西亚和国外之间，为体验不同的生活、追寻更好的薪酬待遇、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而流动。关于大马国内人才流失的讨论确实不少，但我之所以使用“游走”一词，这是对大马人不管身处何处都仍然保持与祖国紧密联系的真诚肯定——他们走出去了，但随时都能再归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游走，他们成为了马来西亚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将人脉、资源、视野和机遇带回大马，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驱动游走的是大马人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及对未来的真诚期许。12年前，美国加州斯克里普斯学院的一位马来西亚籍留学生进行了一项“马来西亚人才回流可能性”的开放性社会研究，以问卷、部落格留言等多种方式征集大马人的看法。其中有一道关键问题是“是什么驱动你回到马来西亚？”。研究结果很有意思，驱动归来的三大影响因素是就业前景、回国能否有所作为、及对国家的道德责任。许多生活在海外的大马人都表示他们愿意回到马来西亚，希望为大马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马来西亚始终是我们的家。游走在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我深刻地认识到全球化并非一个宏大虚空、遥不可及的概念。马中两国的密切交往切切实实地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使我们大马人享用高性价比的中国产品，使中国朋友方便地享用猫山王榴莲，更使得如我一般的留学生成为在马中友谊的桥梁，锻造了我们马中友谊推动者的新身份。游走与归来都仅仅是过程，不是结果。马中两国之间，有大量与我相似的游走者和归来者，他们在时空的穿越中造就了马中关系稳健发展的第一个五十年，并为马中友谊下一个五十年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