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需有效打击境内诈骗案与跨国犯罪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娄缃旖

诈骗犯罪正在威胁马来西亚的公共安全。根据内政部公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共发生34,497起网络诈骗案，总损失高达12.18亿令吉。五个最主要的诈骗方式分别为电商犯罪（2.04亿令吉）、电诈犯罪（3.53亿令吉）、投资骗局（4.72亿令吉）、贷款诈骗（1.05亿令吉）、情感诈骗（4,390万令吉）。内政部曾在2020年的报告中指出，犯罪行动趋向于无国界发展，马来西亚正在面临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风险和威胁。

《星洲日报》曾有篇报道，“大马人好骗？诈骗集团每天57万入袋”，提醒公众在保持警惕的同时，应对求助渠道有所了解，如国家诈骗应对中心997热线，以及第一时间通知银行和向警方报案。然而，诈骗分子不断更新骗术，冒充国家诈骗应对中心人员，诱骗受害者点击钓鱼链接，并转账到所谓避免资金被冻结的安全账户。

诈骗犯提现转移的过程只需短短几分钟，但受害者却需要辗转多方，经历繁琐程序，向银行、国家诈骗应对中心、警方等多个部门逐一报案，而办案与追查过程还会因追查难度和多重程序而陷入胶着、停滞状态。

大马人真的好骗吗？诈骗为何屡禁不止，令人防不胜防？对受害者来讲，诈骗技术不断升级，令人难辨真伪。

首先，诈骗犯转向对个体定制化的情景剧本，张口即能说出受害者的私密信息，他们能言善道，凭借逼真的话术瞬间抓住受害者的注意力；其次，善于利用信息差，或营造信息差，诱发人们捡漏、贪小便宜的心理，进而放松警惕；第三，运用递进升级的心理操纵术，结合技术手段对受害者施行大起大落的心理操纵，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步骤，诱导受害者主动配合。诈骗之所以防不胜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被悄然攻破，误将敌人视为朋友，最终让对方得逞。

在公共领域，信息安全存在诸多漏洞，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迅速、有力。面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安全威胁，政府需采取更有前瞻性的策略，主动出击，而不是仅仅依赖传统的防范手段。唯有引入和掌握前沿技术，才能有效实现及时预警、拓宽线索渠道，以强大的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和制止网络诈骗，最大程度地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探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层出不穷的诈骗案背后往往隐藏着有组织的、盘根错节的跨国犯罪集团，其势力绝非孤立存在，不以某地为据点，而是通过错综复杂的联系，牢牢地嵌套于全球犯罪网络产业链之中。这使得他们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渗透能力，能够在任何疏于防范和缺乏有效管控的空间野蛮生长，从全球网络的灰色链条中打开自己的渠道。他们利用技术手段窃取信息，再通过产业链迅速转移或出售个人隐私信息、钱财、胁迫犯罪，甚至涉及人体器官交易和人口贩卖。这对每一位安守本分的平民老百姓来说，都是极大的安全威胁，一旦被拖入泥潭里将饱受蹂躏与折磨。换句话说，电信诈骗仅仅是可见的一环，更多不可见的还藏于黑色空间。

在印亚太地区，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过程，各国已达成了建设生物识别数据库的共识。马来西亚作为其中的积极倡导者，也计划借助生物识别技术来强化边境安全、追踪金钱和货物的流动轨迹，以遏制有组织犯罪活动和国际恐怖主义。

此外，马来西亚警方与国际刑警组织，以及东盟和中国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例如，东盟与中国建立的“警务联络官制度”，为电信诈骗的跨境执法合作行动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双方在相互传达警务情报以及协调联合行动上有了深度合作。今年，马来西亚与中国更是签署了长达十年的合作协议，联手打击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非法赌博等活动。

不过，跨国电信诈骗犯罪在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国家之间的法律和司法合作仍存在待协商与磨合的难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学者指出，当前的区域性的警务合作未能达到高灵活度与深层次，而是以个案协商为主；其次，跨境联合侦查和协作的应对机制仍需完善，同时简化相关手续与流程；再者，东南亚地区的执法和取证技术的参差不齐，需要进一步建立信任机制，以联结技术交流和培训、实现资源共享。在引渡机制上，目前的曙光在于东盟正在积极促进区域引渡协定，建立法律走廊来防治跨国犯罪。

总的来说，公共安全问题不再只是大马自身的问题，而是区域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频繁的诈骗案严重冲击了社会信任和公共秩序，大马对跨国犯罪治理的紧迫性已经逼在眉睫，只有通过重新审视公共安全战略布局、加强国内执法，以及提升跨国联合执法合作机制，才能更好地维护区域公共安全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