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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鹭岛南望》专栏:梁嘉博、凌敏茜、李雅蕾|大马茶文化的多元交响与华人的纽带贡献
发布时间:2024年09月23日 点击数:

大马茶文化的多元交响与华人的纽带贡献

梁嘉博、凌敏茜、李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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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马来半岛早在公元前就有中国使者前来从事贸易活动。虽无确切的资料追溯最早中马茶叶贸易的确切时间,但茶很有可能在唐代就通过海路以非商品的形式来到马来西亚。15世纪,峇峇娘惹的茶文化成为马来西亚本土茶文化的雏型,为中马茶叶贸易和后世华人茶文化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纽带。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华人“下南洋”之风盛行,茶叶开始在马来西亚普及。由此看来,中马两国茶文化交往历史悠久,脉络绵长,茶不仅是商品,更是中马两国社会交往及历史发展的重要文化载体和见证。

不同于中国茶文化在宏观上具有整体性和同一性的特点,马来西亚社会由多元族群构成,也基于不同的历史和族群背景而表现出特征鲜明的多元茶文化。

首先,马来西亚茶文化在市场上总体呈现出华族喝中国茶、全民喝红茶的特点。因族群习俗和饮食偏好等原因,马来族和印度族倾向于偏甜偏辣的饮食风格,对于奶茶情有独钟,融红茶汤与奶精的拉茶自然受到他们的普遍喜爱,而华人对这种茶饮也不排斥。由于拉茶受众广泛,红茶在马来西亚比中国茶的市场多出三倍,也让产自南亚的红碎茶在马来西亚很有销路。欣喜的是,中国茶与红茶在马来西亚茶文化中互不排斥,许多传统茶商亦同时销售这两种茶类,三大族群对于甜茶类茶饮也不甚表现出强烈的边界感,这是马来西亚茶文化在消费领域的特色现象。

其次,对于马来人和印度人来说,中国茶更以其显著的苦涩口感和保健功效为人们所知。整体来说,友族对于中国茶文化并非无感,部分友族甚至愿意主动接触并了解中国茶文化。这一方面与信仰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另一方面则归功于华人在茶产业市场的不断努力和开拓。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茶因其繁杂的品种等因素而不为友族所熟知,其口感与饮用礼仪也不可避免地使友族在心理上产生某种文化隔阂与入门困难。这些阻碍友族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客观因素,仍需得到茶文化传播界的广泛关注与思考。

同时,马来西亚茶文化还表现出明显的时空色彩。这其中既有早期土生华人的茶器遗产,也有19世纪华人劳工带来“口粮”六堡茶的饮茶风俗,又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来自台湾地区的新式茶艺相融相通。马来西亚也因此相伴呈现出一定周期变化的“茶叶热”,为大马茶文化进一步增添了多样性和丰富性。

华人对中国茶文化情感深厚。作为马来西亚的重要族群,华人在传承和创新中国茶文化中扮演着最为积极的角色。自茶叶在马来西亚普及以来,大马华人虽因祖籍不同而表现出“客家人喝绿茶,福建人、潮州人喝乌龙茶,广西人喝六堡茶”的饮茶偏好,但不论经济条件的高低,来自各个地方的华人生活中总会有中国茶的身影,这也使得中国茶文化在马来西亚得以传承和延续下来。

除了饮茶风俗的传承,大马华人在不同时期也肩负着传播中国茶文化的不同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六堡茶产量锐减,大马本土难寻佳茗,部分华人开始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口茶叶,香港地区在这一时期也成为重要的茶叶加工和出口枢纽;从中马建交至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同中国大陆之间的人文交流仍一度不甚通畅,于是有一批大马华人通过借鉴台湾地区的“茶美学”等新茶艺思想,于1987年打响了马来西亚茶艺馆落地生花的第一炮,在华人内部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群体对中国茶文化萌生兴趣,也为新式茶饮的普及提供了重要支点;当前,许多茶人依靠茶企、茶文化组织等开设茶艺班与茶文化活动,为友族了解中国茶文化打开了方便之门,降低了中国茶文化的欣赏门槛,助力了中国茶文化走入马来西亚的街头巷尾和民间日常。最近,以霸王茶姬、蜜雪冰城等为代表的新中式茶饮品牌在马来西亚也通过同本地商界的合作形成了自己的经营模式和主体客源,在吸引大马青年一代方面成果尤其显著,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族群对话与交融。

中马茶文化纽带源远流长,但马来西亚的多元族群文化和历史也让中马两国的茶文化具有一些不同之处。因此,中国在向马来西亚民众尤其是非华族群体介绍中国茶文化时,应设身处地地关注他们的饮茶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因素,求同存异地寻找文化层面的共通之处,以民间交往为基础寻找多样化文化平台,逐步拓展到社会联通乃至国家互动,在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同时也要协助增进马来西亚社会的族际友谊,从而实现中马茶文化交流与互鉴的积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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