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磊
太阳成集团tyc122ccvip2009级本科生，台湾东海大学交流生
在2012年初，无论是东森新闻、凤凰卫视还是海峡两岸，都不约而同地将焦点对准在台湾的2012总统、立委大选。但是不论是电视还是报纸，占据大部分报道空间的是政治明星和政治丑闻，选举的主体——选民们反倒被忽略了。媒体们普遍对民调和口水战更感兴趣，仿佛选举是一场政治竞赛和娱乐，也许只有政治家才会“关心”选民的呼求。所以真实的台湾选举不在东森或苹果日报上，乃是在每一家、每一户和每一个投票所里。如果你想深入观察台湾选举，非要走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
国彬哥和安姐是我在台湾的忘年之交，夫妻俩今年都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叫哥哥姐姐是因为他们心态真是年轻。安姐家住在台中市沙鹿区，就是厦门正对过去的台湾海峡的另一侧。在晴朗的夜晚，从安姐家的楼顶可以看到灯火通明的台中港。有一次在看夜景的时候，安姐问我能不能看到厦门，我笑着摇了摇头。两口子对大陆有一份特别的感情，所以总会问我这个交换生大陆现在的情况。国彬哥祖籍在福建，父亲是在日据末期迁来台湾的，认识了本地的母亲。他年轻时候曾驻扎在金门服兵役，军阶至上尉，所以经历过炮战。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战火，国彬哥更认识到了和平的可贵，总会跟我探讨未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出路。安姐祖籍是在河南，父亲是国民党的老兵，打过抗战，后来撤退到台湾，然后扎下根来。因为同样都是移民第二代，两口子的大陆情节很深，虽然他们深深地爱着台湾这片土地并以此为家，但总觉得根是在海峡的另一边。这样深的大陆情结自然会影响到政治立场，所以这家是铁杆的蓝营支持者。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对民进党的好评。他们在和我聊天时不止一次地说，民进党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不喜欢民进党还是受到阿扁贪污的影响，无论在哪里，老百姓始终对贪污深恶痛绝。所以，虽然铁杆支持蓝军，但两口子却非常赞同轮替执政，认为这能有效避免贪污腐败。
在台湾，一般来讲，蓝营的选民对投票较绿营选民冷淡，所以会有“投票日天气不好对蓝营不利”这么一说。但这条原则显然对这对夫妻失灵了。离大选还有好几天，两口子就在计划选举日该如何安排以便留出投票的时间。我们三人是在投票日上午出发投票的。按照台湾的相关规定，任何宣传造势活动必须于选举日的前一天22点之前全部结束。因此，一路上出奇的安静，既没有聚集的人群，也没有噪声四起的宣传车，有的只是人们赶往指定投票点的急促步伐，和空气中凝聚的些许庄严肃穆的气氛。投票所在每一个村、里（台湾的基层行政单位）都会设立，以方便居民就近投票。但选民必须去户口所在的村、里投票方为有效，因此，在选前的头一日和选前的上午是台湾交通最拥挤的时刻。幸运的是，我们离投票所很近，开车10分钟就到了。
我们大概10点左右到达，此时大概已经有三四十人在排队准备投票。投票所设在居民日常参与社区活动的屋子里，这样只需在门口设立少数警察就可以保障选票的安全。这样设计的另一个用意是，保障投票的隐秘性。在外边值班的警察们看起来很轻松、从容，也许是由于在他们职业生涯中极少遇见违法投票的行为吧。但放松和从容丝毫不意味着工作的松懈，我曾试图和一位警官聊天，可是他看起来只对工作感兴趣。比起警察们的放松来，居民倒是显得严肃。在整个排队过程中，即使相识的居民也几乎不像平常一样随便聊天，甚至形同陌路。因为在投票所附近故意与选民闲聊，有被认为影响投票倾向的嫌疑，这是违法的。因为选民较多，我们是从屋外逐渐排入屋内的。在屋子里，靠近门口的地方是检查证件的地方。最里边则设立了三个小投票屋，面积大概只有
在整个波澜不惊的投票过程中，偶然来了一个小插曲，起了调节氛围的作用。在国彬哥和安姐进屋投票时，我只能在外边闲逛。这时一辆黑色轿车急匆匆地赶来，从车里下来两对穿着婚纱的新人。他们向警察提出插队的请求，因为婚礼还在进行中。但不幸的是，敬业的警官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因此在整个队伍长龙的末尾，突然多了几抹光鲜亮丽的颜色，也为这个充满了政治色彩、甚至有些死气沉沉的时刻注入了一些生气。
整个投票过程持续到下午四点，之后则立即开票。这次带我去投票所的是东海大学的老师，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位陆生。老师今年六十岁左右，不过心态也很年轻，他曾跟我们说最喜欢的是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而厌恶和他的那些老同事叙旧。老师爱好相当广泛，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考古、地质也有很专业的研究。如此广泛的好奇心促成了他的政治敏感性。早在本科期间，老师就是自由主义的极力推崇者。可当时正值国民党戒严时期，于是他就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外界的新闻，包括大陆的广播、驻台美军的报纸。奇怪的是，上级并不因为自由主义的思想而放弃这个未来的精英。老师曾和马英九、胡志强作过中央党校的同学。但他对思想灌输极为抵触，结果是反而更加同情党外运动以及后来的民进党，直到今天。
老师不仅博学，也同样笃行。在刚刚解严后，老师带着第一批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敢于自告奋勇地去一个陌生而又充满敌意的地方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从那时以后，老师开始常常来大陆或旅游，或学术交流。每次来大陆时，他都会在一个城市待上一周或几周，直到按照地图把这个城市游遍。有一次我老师聊天时，他问我家在沈阳的哪里，我说西边，他问是铁西区么。我很惊讶，因为一个相隔几千公里的台湾人居然对沈阳的定位可以精确到区，考虑到他去过的几十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的确让人刮目相看。这也许要归功于他在本科受到的空间定位训练和绘图训练，而这种对城市空间和布局的敏感性会促进人的政治敏感性。这就是笃行的意义。
我们到达投票所时，已经开完一大半票了。三个投票箱全部拿出来以便监视。在工作人员和监督群众之间用栏杆隔离开来，这个投票所同样有警察的保护。整个开票程序非常严谨、透明，由唱票人从票箱里取出选票，首先检视是否为有效票，然后唱出得票的候选人代号或废票，同时将选票递给另一位工作人员核对，然后回收。副唱票员需要重复得票的候选人代号。最后由记录员写在统计版上。统计版是很大的一块白板，挂在墙上，以便在场的所有人监督。在投票所的全部票统计完后，要立即报告给中央选举委员会。选举结果在晚上8点左右差不多可以揭晓，而正式结果则要等到中选会在晚10点钟的确认。
趁着这段时间，老师请我们这些陆生吃饭，师母也同样在席。老两口的政治立场是相左的，师母是坚定的蓝营支持者，而老师则是绿营的同情者。所以每次投票时就非常有趣，老两口肩并着肩、手牵着手到投票所，然后一人一票相互抵消。我就问，既然如此两个人约好谁都不去不可以么？老师抢着回答：“不行，万一她偷着跑去投了怎么办？”
虽然大部分民众对投票像老师和师母一样热情，但也有人对政治十分冷淡。在几天后和一位理发店的老板娘的闲聊中，我得知她就是这少部分之一。老板娘是屏东人，而婆家在台南，这都是绿营的票仓，按理说她应该是绿营的支持者才对。可她显然对蓝绿都没什么兴趣：“哪一个候选人当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当选而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自己的生活还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指望别人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比起对全国政治的冷淡，老板娘对家庭则十分在意。每次都会问我的父母，并且不耐烦地跟我说，“要好好孝敬爸爸妈妈。”
师母在饭桌上拼命给我们夹菜，倒主要不是出于热情，而是她非常急切地想知道她支持的小马哥选情如何。还好饭店的老板娘是老熟人，并且也是蓝营的支持者，两位欧巴桑一直在窃窃私语（为了不让泛绿的老师听见）谈论选情，偶尔像孩子一样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而欢呼出来。我偷偷问师母：“您内心一定暗爽吧。”师母努力控制着喜悦，点了点头：“但不能表现出来。”选举是一场零和游戏。
吃完晚饭来到老师家中是在晚上7点半左右。师母抢先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直播选情。此时马英九已经领先蔡英文40万张票了，宋楚瑜得票率不到5%，并且票也已经开出近80%。师母炫耀地说：“我就说嘛，马英九一定能赢，宋楚瑜纯粹是来搅局的。”老师还不认输：“南部票开的慢，你等南部票开出来的，说不定会逆转。”到9点多，票开的基本差不多时，马英九领先蔡英文60万张票，师母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开始把注意力转到我们这些客人来。虽然尽力控制自己的喜悦，但师母显然很高兴，把家里一切的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不时地冒出一句：“我就说蔡英文不行。”老师表现的很绅士：“输就输嘛，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大不了四年以后卷土重来。咱不能学连战，输了就说选举舞弊。”几个陆生都是“马迷”，一边倒地支持师母。我对老师开玩笑说：“您别伤心，其实我挺喜欢小英姐的。”虽然政治有蓝绿之分，但是家中只有爱。台湾的电视台是分颜色的，老两口因为政治倾向不同，经常分开看电视，但无论怎样不同、如何分开，晚上睡觉时仍然要在同一张床上。稍后的聊天话题围绕在老师和师母年轻时的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惹得我们这些孩子羡慕不已。好像是父母亲在给自己的孩子述说当年的恋情。此时在这座小房子里，蓝绿的界限已经消失，有的只是一对幸福的老夫妻和一群眼馋羡慕的孩子以及浓浓的家的味道。
我忽然认识到，这不正是台湾人所追求的民主么？伏尔泰曾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会只存在一种声音，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意愿。当人们丧失这种能力和意愿时，社会要么陷入狂热要么死气沉沉。但我们必须学会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和接纳，否则这个社会必然走向分裂。台湾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以后才懂得这个道理。回想八年前的选举，那场充满了阴谋、谩骂、哀嚎、愤怒的选举，再看看今天的选举，公平、安静、欣然成功、坦然失败，台湾的确在进步。如果说投票是民主的表征，那么包容则是民主的精髓。
老师家出来已经晚上11点多了，马路上只有我们几个陆生边走边聊，偶尔一辆飞驰的机车呼啸而过，大多数人已经入睡。没有盛大隆重的庆祝仪式，也没有高举彩旗、噪声震天的马路游行，更没有对选举不满的群众肆意破坏和胡闹发泄，有的只是一个宁静祥和使人安然入睡的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