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编译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0年代中期，“东盟中心性”是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关键原则。
 那时，日本仍是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拥有地区主导权。当时中国的实力正在醒目地增长，但仍需缩小与美国的巨大实力差距。彼时的地缘政治问题不如今天严峻和激烈，中国实力欠缺，美国及其盟友仍具有压倒性的经济、外交和军事优势，因而东盟可以在其影响范围内寻求共识。
 但到了2023年，地区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甚至按某些测度方式已经是第一。日本跌至第三，并面临人口危机，这会制约它维持地区影响力的能力。美国仍然拥有相对优势地位，但不再是主导力量。

与此同时，东盟的制度功能没有变化，未能适应地区安全环境的剧变。成员严格遵守基于不干涉、非正式性、共识性和非对抗的“东盟方式”决策。往好的方向说，这使得与东盟在重要问题上的多边接触无关紧要，往坏的方向说，是山穷水尽。对缅甸军事政变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冲突的处理，对罗兴亚难民危机的应对，和对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都是典例。

东盟成员发展不均衡、政治体制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以及东盟本身的制度缺陷，都为这个组织带来巨大的挑战，致使其无力对内外环境推行有效政策。
诸如四方对话（Quad）、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规模更小的小多边团体（minilateral grouping），不仅仅是“美国领导的遏制中国的集团的开始”，还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东盟中心性”的深层不满，因为东盟特别容易对中国的优先事项妥协。

“东盟模式”的受挫是驱动务实和结果导向的国家转向小多边主义的推力。因为在很多应对地区挑战的事例中，东盟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相反，它是妨碍者，甚至有时是显著稀释了有效政策的一大力量。东盟和其他多边组织的结构正在推动务实的国家寻求实施有效且可持续的对外政策的新机制。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强国。

出现这一趋势的一大原因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排他性的合作，可以在路径上强化协同作用，并汇集资源。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突出表现了这一点。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已经在五眼联盟框架下进行了高水平的情报共享合作。它们在印太地区的议题上有互补的研究机构和相似的战略愿景。这些因素共同预示着三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高超音速等先进技术上的无缝合作，遑论核动力潜艇。

再者，组建紧密联结的组织，使第三国难以干扰功能合作。这有助于政策执行不那么容易受到破坏多边共识的策略的影响，就像东盟表现出的那样。

小多边主义还可以使新的外交路径规避长期争议的问题。例如，加拿大的新印太战略提出了几个小多边合作的倡议，例如“蓝色太平洋伙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和“本土人民经济贸易合作安排”（Indigenous Peopl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其他小多边合作论坛包括专注于情报共享的“军事信息总体安全协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和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之间的促进实施协作活动的三边安全对话。

本文由厦大印尼研究中心编译，原文：Stephen Nagy, ASEAN’s institutional vulnerabilities are driving minilateralism, The Straitegist, Mar 22, 2023,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seans-institutional-vulnerabilities-are-driving-minilateralism/.

来源：厦门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千岛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