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可能源于国家历史、意识形态，甚至是国家宪法。然而，外交政策的实施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政治目标、领导层以及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动态影响。文章综合运用定性研究与描述研究方法，试图探讨佐科总统执政期间的印尼外交政策。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外交是佐科总统执政期间印尼外交政策的首要关切，其最终目标是在不远的未来将印尼打造成全球舞台上的经济强国。此外，佐科总统的外交政策，正如他的纳瓦西塔计划（Nawacita program）所述，希望将印尼打造成世界海洋轴心国家。如果这一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将对印尼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一、引言

构成国家的实体由几个基本要素组成，包括领土、主权政府、公民和适用的法律规则。在印尼这样的社会民主政府中，法治必须以1945年宪法和潘查希拉（Pancasila）为基础，这也适用于印尼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印尼的外交政策以潘查希拉形式的伊迪尔（Idiil）基础和1945年宪法基础为指导。然而，政策实施可能会因为在位政府时期的国家利益而有所差异。

从根本上说，一方面印尼的外交政策始终深受印尼国内政治现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印尼的国内政治形势也离不开全球政治的大背景。在印尼外交政策史中，外交政策被划分为几个时期，每个时期以不同的总统或政府为标志。第一个时期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Sukarno）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苏哈托（Suharto）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哈比比（BJ Habibie）时期，第四个时期是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时期，第五个时期是梅加瓦蒂（Megawati Soekarnoputri）时期，第六个时期是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yono）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佐科（Joko Widodo）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代表性的外交政策以及政策重点，但也不乏某些政策的延续。

在实现外交政策重点的过程中，每位总统都有不同的方法和特点。重点的不同以及如何实现这一重点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即当时发生的全球性问题、一个国家的内部特点，包括决策者、外交政策制定者以及在当时的政府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领导人的特点也决定了其他国家选取的政治方向，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信仰。

佐科总统领导下的印尼以改善国内状况为政策导向。因为佐科总统认为，印尼必须首先改善国内形势和问题，如果国内问题得到解决，印尼就会更受重视，参与国际政治的机会也会更多。目前，佐科总统坚持以“自由积极”的政治体制作为执行外交政策的基础。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当前的形势，因为目前对外交政策的研究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肯尼思·华尔兹认为，“民主的压力越来越大，相互依存的意识越来越强，机构作为和平先锋的作用就会越来越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讲，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不会改变国际政治本身的利益。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定性研究，利用数据来寻找基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漠隆（Moleong）认为，定性研究是指在特定的自然背景下，通过文字和语言形式的描述，运用科学方法，旨在全面了解研究对象所经历的现象，如行为、认知、行为动机等。预计本研究将能够全面解释佐科总统在任期间的印尼外交政策。

本研究是描述性的，这意味着通过搜索事实信息、解释情况和做出判断来描绘发生的事件、特定人群或地方的特征，从而形成清晰的意象。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性的，更确切地说，是对所考察的事实、特质和现象之间的关联进行有条不紊、准确、详细地描述。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每项数据都会根据上下文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得出结论，并最终以书面形式呈现出来。

三、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佐科总统“自由积极”的政治政策佐科总统推行“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这一原则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的解释提供了自由空间。这可以从佐科对于对外关系愿景和使命的表述中看出，即“实现一个有主权、独立、具有基于相互合作的特征的印度尼西亚”。这一愿景通过实现主权、独立和国家认同来强调印尼“自由”的含义。它还包括“积极”的态度和特征，以便能够在积极和建设性合作（即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独立。

印尼外交政策的“自由积极”原则一直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印尼外交政策旨在维护其国家身份。正如乌巴迪拉（Ubaedillah）和阿卜杜勒·罗扎克（Abdul Rozak）所述，这种情景下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印尼民族是一个友好的宗教民族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这种说法是否仍是当今印尼民族的特征？”从日常现实来看，这个绰号并不总是恰当的。印尼腐败案件频发，社会和国家暴力行为猖獗，这些现实与印尼作为友好宗教社会的崇高绰号相去甚远。除了这些负面现象外，“自由积极”原则还强调多元和宽容的民族特性。换言之，尽管全球特征是多元主义的，但全球价值观仍有普遍化和统一化的趋势。通过观察印尼民族主义从独立革命时期到现在的演变，乌巴迪拉和 罗扎克认为，目前在印尼发展的是“世界民族主义”。通过将印尼纳入国际体系，“世界民族主义”强调印尼作为一个国家不能回避其他国家，但印尼文化民族主义仍然存在。

“自由积极”原则的第二层含义是，外交政策旨在实现1945年宪法序言中提出的国家理想，即教育国民、改善人民福利以及参与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虽然后一个目标可被视为外部目标，外交政策也旨在支持前两个更偏重内部层面的目标的实现。因为只有国家日益繁荣，才能参与维护世界和平。不仅如此，随着所有这些理想的实现，独立的目标将变得有意义，印尼民族和国家的主权也将实现。根据“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原则以及宪法的授权，也可以说佐科的使命和外交政策目标是与这种原则相一致的。这些目标是：

1. 在国际外交和伙伴关系建设中，优先塑造印尼群岛国家的身份；

2. 通过中等强国外交加强参与国际事务，从战略上将印尼定位为地区和全球力量，优先考虑与印尼国家和民族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

3. 扩大印尼在印太地区的区域参与；

4. 制定并实施外交政策，将印尼社会的作用、抱负和参与纳入其中。

同样，佐科概述了四个优先事项：

1．保护印尼公民，尤其是海外移民工人；

2．保护自然资源和贸易；

3．经济生产力；

4．国家和地区安全防御与世界和平。

佐科非常重视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承诺，同时他也鼓励通过全面外交解决与其他国家的潜在问题。

“自由积极”原则意味着外交政策旨在实现1945年宪法序言中印尼人民一直追求的国家理想，即教育国民、提高人民福利和参与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佐科的意图和目标目前主要集中在国内改革上，即提高国家繁荣程度，提升国家人力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参与维护世界和平。根据费瑞尼（Fitriani）和维多·潘杜维纳塔（Vido Chandra Panduwinata）撰写的题为《印尼外交部绩效分析（2015-2018 年）》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工作文件，佐科在上任之初宣布的纳瓦西塔愿景和使命有五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安全与和平，第二个支柱是经济外交，第三支柱是保护印尼公民和海外印尼法人，第四个支柱是东盟合作，第五个支柱是海洋外交。

（二）佐科总统的经济外交愿景与使命佐科时代的经济外交有三个目标，即吸引外国投资、打开外国市场和促进旅游业以吸引外国游客。目前，经济外交更侧重于向国外推销印尼产品。他希望通过开展经济外交，使印尼的贸易平衡取得积极成果，并给印尼带来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

佐科总统在执政期间一直坚持执行这一政策。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纳苏迪安（Darmin Nasution）表示，印尼政府已经就如何与未来的印尼大使保持贸易关系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因此，2019年1月，印尼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Marsudi）向外交部汇报业绩时表示，印尼与南美至东欧地区国家的非传统市场的贸易数字与过去四年相比大幅增长，增幅高达100%。

在经济外交方面，外交部准备最大限度地实现印尼鼓励出口的愿景，并更加积极地开展国有企业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除此之外，外交部还将努力提高印尼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经济地位。在东盟层面的合作中，印尼外交部长表示，印尼将为东盟的中心地位做出重大贡献，并将扩大自身在区域组织中的作用。

自印尼独立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其外交政策一直推崇“自由积极”政治的概念。在苏西洛总统的两届任期内，印尼努力在“自由积极”政治的理念上稍做偏离，相反，印尼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朝着更加雄心勃勃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佐科时期的外交政策不如苏西洛时期积极，但这并不意味着佐科时代的外交政策体系运行不畅。佐科做出了一些努力，尤其是在东盟地区层面的外交政策方面。印尼通过建设全球海洋支点（GMF）或全球海洋轴心的努力，寻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据预测，佐科第二任期的印尼外交政策与其第一任期不会有太大差别。佐科将继续专注于发展将印尼利益置于优先地位的国内领域。另一方面，佐科的许多国内政策在其第一任期内仍未得到贯彻落实，在即将到来的第二任期内，这些政策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佐科将更多地关注内政领域，但预计佐科组建的新内阁将为印尼外事注入新的活力，包括外交、经济以及国防领域。2019年1月1日，印尼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这也为印尼未来的外交政策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印尼也致力于增加维和行动。

（三）印尼作为世界海洋轴心（PMD）佐科总统自2014年大选以来一直倡导的伟大理念是建立全球海洋轴心。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为了应对印尼面临的普遍问题，包括腐败、铺张浪费、不平等和其他不公正现象。海洋轴心理念是印尼人民重拾航海家传统的最大希望，已经实施的海洋理念必将对印尼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然而，海洋轴心理念在给印尼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果这些挑战能够得到解决，就会为印尼的发展壮大注入新的动力。

在2014年10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后，佐科首次谈到了他计划实现“纵横四海”（Jalesveva Jayamahe）的愿景，即重振印尼昔日作为海洋共和国的雄风。他认为，印尼文化在海洋、海峡和海湾上有着光明的未来。此外，愿景还强调，佐科政府的政策将侧重于充分发挥印尼在海洋方面的潜力。至少，第一步是通过设立海洋事务协调部这一前所未有的协调部门机构，以此明确将海洋问题作为印尼政府的首要任务。

根据外交部的业绩报告，印尼已确认其立场，即印尼愿意与各国开展海事领域的合作，通过在国际论坛上提出“世界海洋轴心”概念来支持印尼的经济发展。这一政策被誉为印尼外交史上的分水岭，这是因为印尼尚未将海洋问题摆在首要位置，迄今为止，国家发展的努力一直以陆地为基础。尽管如此，将海洋轴心政策付诸行动的早期努力不乏批评的声音，甚至有几项政策遭到废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地区代表理事会（DPD）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海洋轴心政策缺乏必要的严肃性。

海洋事务和渔业部（KKP）在守护国家海洋未来愿景和支持佐科总统授权的 纳瓦西塔使命的过程中，继续通过各种政策鼓励海洋和渔业部门的发展。海洋事务和渔业部的政策体现为三大支柱使命，即主权、可持续性和福祉。

1. 主权。通过加强国家海上执法能力，独立管理和利用海洋与渔业资源，以实现经济主权，具体做法包括监督海洋与渔业资源管理（SDKP）和鱼类检疫系统、质量控制、渔业产品安全以及鱼类生物安全。

2. 可持续性。采用蓝色经济概念，以环境友好原则负责任地管理和保护海洋与渔业资源，努力提高生产力。具体做法包括管理海洋空间，管理海洋生物多样性，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资源和业务的可持续性，以及加强海洋与渔业产品的竞争力。

3. 福祉。管理海洋和渔业资源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最大福祉，具体做法包括开发人力资源能力，为社区赋能，发展海洋和渔业科技创新。

至于海洋轴心出现的背景，无非是海洋领域的各种问题。众所周知，印尼是一个群岛国家，岛屿众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当然，海洋问题也是印尼外交政策的一类典型案例。有关印尼群岛的案件很多，印尼曾多次失去岛屿资源所有权。针对岛屿归属问题，印尼时常与地理位置非常近的国家，比如马来西亚，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涉及不同的领域，首先是文化领域，马来西亚曾多次承认印尼文化是其国家的原初文化，但皮影哇扬戏（wayang kulit）却被诱导为马来西亚的原创文化，而事实上它是印尼祖先历史上的艺术遗产。不仅如此，在地理位置上，马来西亚还利用其与印尼相邻的地理位置作为侵占印尼岛屿的借口。例如，西巴丹岛被声称属于马来西亚，不仅如此，自然资源丰富的阿姆拉特岛也被声称属于马来西亚。

海洋轴心的形成似乎是为了强调以海洋发展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这一问题以往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佐科总统明确表示，尽管“自由积极”原则将为适应当代形势做出调整，但其仍是印尼未来外交政策的基础。

四、结论

从概念和规范上讲，佐科的外交政策愿景和使命仍然符合“自由积极”原则和印尼外交政策的宪法目标。通过纳瓦西塔计划，佐科也有望最大限度地发挥印尼外交政策的作用，即不仅能在东盟等地区舞台上大显身手，还能渗透到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佐科总统的“自由积极”政治政策更倾向于经济外交，其目标有三个，即吸引外国投资、打开外国市场和促进旅游业以吸引外国游客。除此之外，佐科总统的另一项外交政策是将印尼打造成为世界海洋轴心。此举被视为印尼外交史上的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前，印尼的国家发展一直以陆地为导向，海洋领域以往并未得到过足够且坚定的重视。

本文由厦大印尼研究中心编译，仅供研究参考，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原文：Muhammad Budiana,"Analysis of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during President Jokowi", Jurnal Mantik, 6(3),2022.

编译：厦门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杨舒乔。